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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边际主要与护城河、能力圈、定价权以及风险偏好相关。根据安全边际价值=内在价值*（1-安全边际率），不难看出，安全边际有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率决定，我们认为两者主要与护城河、能力圈相关、定价权以及风险偏好相关。巴菲特在《巴菲特2007年致股东的信》中提到安全边际体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护城河、能力圈、安全边际价格。其中，护城河和能力圈是对安全边际的保护。具体而言，一家真正伟大的公司必须要有一道“护城河”来保护投资获得很好的回报。但资本主义的“动力学”使得任何能赚去高额回报的生意“城堡”，都会受到竞争者重复不断的攻击。因此，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才是企业获得持续成功的根本。商业史中充斥着“罗马烟火筒”般光彩炫目的公司，它们所谓的“长沟深堑”最终被证明只是幻觉，很快就被对手跨越。一道需要不断重复开挖的“护城河”，最终根本就等于没有护城河。同时，所谓能力圈就是投资者对于企业的了解程度，需要知晓自身对于企业了解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一家公司处在快速变化的产业中，那么对其长期经营前景做出判断就明显超出的范围。在巴菲特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安全边际率的确定或与定价权和风险偏好相关。以中国石油为例，中石油上市之后股价变一路狂跌，从2007年11月5日盘中最高价为48.6元下滑至目前7.75元。结合当时人们对于中石油的股票超高热情来看，其核心原因在于投资者不能够判断资本市场的中石油的真实价值，资本市场短期没有定价权，其价值体现也就不是安全边际价值。只有市场对股票有充分的定价权，投资者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安全边际的位置。此外，在风险偏好越高的环境中，人们会不自觉压低安全边际率，以更高的价格买入。值得注意的是内在价值或许与安全边际率存在一定关系，从历史数据上来看，当内在价值提升时安全边际率或有可能下降，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逻辑支持。

海南大唐对判决结果持有异议，向最高法提起再审申请。该公司一、二审期间均认为，重庆懿灏的法定代表人郭艳林与北京易贸商通的原法定代表人为夫妻，且两公司董监高存在交叉任职。据此，海南大唐认为重庆、北京两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大唐公司为所谓“借贷”提供保证，而后故意不还款。

1-8月，国企营业总收入39.49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中央企业22.86万亿元，同比增长5.8%。地方国有企业16.63万亿元，同比增长9.7%。利润方面，1-8月全国国企利润总额2.4万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中央企业1.6万亿元，同比增长6.6%；地方国有企业8100.2亿元，同比增长5.1%。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63名获刑农民，个体所涉补贴金额，多在数万元左右，而实际获利则在数百元。依据公诉人意见，案件所涉农机补贴资金，实际并未落入经销商或农民手中。据此，涉案人员是否构成诈骗罪，成为案件焦点。2018年5月22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三名农机经销商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与此同时，63名涉案农民则依旧在假释期内。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从历史角度来看，美股市场偏好的公司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价值型好公司，通常处于成熟阶段，盈利保持稳定增长，投资者可获得长期分红收益，主要集中于石油、汽车、金融以及公用事业等行业；一种是成长型好公司，通常处于成长阶段，盈利呈现持续高增长，企业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主要集中于制药、电讯和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历史当中，美股偏好的更迭主要与时代背景、政策机制、产业变革、投资者行为和行业周期等紧密相关。其中，时代背景和政策机制会决定诞生偏好行业的属性，产业变革和行业周期会决定行业的前景，投资者行为会影响偏好行业在资本市场上的时效性。（具体详见此前外发深度专题报告《如何看清和把握成长股的基本面估值》）

不难看出，格雷厄姆认为成长股内在估值由成长能力和盈利能力决定。对照每股内在价值=[8.5+2*增长率]*EPS，我们发现格雷厄姆的内在价值衡量方式需要估算出来未来某几年的平均利润，然后再乘以一个资本化因子。不难看出，前者由盈利能力确定，后者由成长能力确定。更进一步，结合P=EPS*PE来看，我们发现格雷厄姆或将PE描述为增长率的公式。值得注意的是8.5隐含了当时利率r对于估值的作用。根据r=1/PE=1/8.5=11.76%，我们得出收益率为11.76%。我们发现11.76%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当时高等级债券利息6.51%+3年的利润率5.15%。需要提醒的是由于P=D/（r-g）、D=EPS（1-b）（1+g）， ROE=EPS/B，故而：PE=（1-b）（1+g）/（r-g），说明在b维持恒定是，PE本身可以表述利率r和增长率g的函数，这点也侧面印证格雷厄姆内在价值公式的合理性。其中，r为投资者必要回报率，g为净利润增长率，b为分红比例。